第一个要素是具体，在具体规范审查中，合宪性问题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出现的，该案件争议虽然不是合宪性审查的对象，但为合宪性审查提供了材料和语境，审查机关可以据此解释评价系争规范并进而判断论证该法律到底是否合宪。
里奇诉鲍德温（Ridge v. Baldwin）[34]案中九位法官有五位反对自然正义原则，但幸运的是三位上议院勋爵赞成之。我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但是我永远铭记这份爱护之心，如此大牌的英国法教授为一个24岁的雏鸟讲授学术。
2001年牛津法学院与牛津大学出版社通过《牛津大学英联邦法律杂志》（Oxford University Commonwealth Law Journal）重返这一领域，便是证明。七 1953年，35岁的韦德开始在湖区和苏格兰高地进行攀岩。思考司法与学术思维的不同，他说道： 学者希望一切都是清晰、明确、有逻辑并符合原则的。他关于许可与公平按揭的文章，以及关于土地收费立法的文章[25]展示了他的观点，在十年后给丹宁勋爵的一封信中，他说到，《土地收费法》是一部恶法，而古老的衡平规则将带来更为公平的结果。韦德也会鼓励研究生，很多都来自英联邦国家，还有年轻的学者。
[15] HLAH to HWRW 10 April 1956. [16] Ch. 6. 在脚注中参考了韦德的论文，第247与255页。四 1976年，韦德返回剑桥，成为凯斯学院的院长。{4} 虽然成绩显著，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各政党和依法登记的非政党的全俄社会团体常任领导机关。所以，仅以党内法规约束公职人员财产申报行为，可能会存在违纪成本低而收益大的失衡，甚至存在激发前腐后继倾向的风险。俄联邦立法采取两种方式划定应申报财产的公职人员范围：一是通过明确具体的职位来确定申报主体。目前，两国财产申报制度建设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财产申报实践还处于探索期，对于遏制腐败和发现利益冲突的长期有效性尚待观察。
凡是拟担任和已担任职位清单中公职的人员都应当申报财产，而担任职位清单以外公职的人员则无须申报。[2]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加强反腐败立法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完善和优化财产申报立法的工作一直在进行。
在核查过程中，如暂停被核查公职人员公职，时间不能超过6个月。各级人事部门负责组织申报、接收和公开申报信息。[11]如果单纯从核查启动方式上分析，我国的做法更有优势，因为它是一个主动启动、威慑力更强的核查方法。究其原因，除却外部客观因素外，财产申报制度本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俄罗斯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曾说：我们想得到最好的，但结果还是和以前一样。3.财产申报制度功能的必然选择：由发现腐败线索进化为防止利益冲突。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地市已经尝试开展地方性立法，体现全社会共同参与预防腐败理念，拟适度公开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核查结果。见：全国法治评估报告出炉中共内部法规执行差评多[N].联合早报，2016-04-13. [10]深圳将对预防腐败立法，要求领导干部应每年如实报告婚姻、收入、房产、投资等情况，核查结果适度公开。
领导干部依法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者由其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核实结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公开。在核查工作结束时，应当告知被核查人核查结果。
同时，俄罗斯立法注重保护公职人员个人权利，权利保护与救济措施贯穿于财产申报和信息核查各个阶段。在严峻的反腐败情势下，两国执政者重视财产申报立法与制度建设，将财产申报作为反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机制之一加以确立和运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俄远东土地开发的法律风险控制与纠纷解决机制研究(14E004) [作者简介]龚兵(1974-)，男，黑龙江北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民商法和俄罗斯法学研究。再加之，既往整体上我国党内法规体系水平和执行效力弱于法律规范体系[9]，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表现得较为明显。3.申报受理与信息公开。我国通过若干党内法规来确立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凡是担任清单内职位的公职人员和拟担任应当申报财产职位的公民，应当依法申报自己、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信息。(2)科学确定财产申报公开的内容。
同样，这种腐败治理手段也被中俄两国所采选。在无成熟的国家转型范式指引情况下的探索与发展，决定着两国必然面临诸多共同的治理难题，反腐败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公职人员而言，作为人的基础性权利的隐私权，应当是限制性地存在，即为了约束公权力之滥用，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公权力执掌者的隐私权，但与此同时，也应给予公职人员隐私权以必要限度的保护。对违反工作纪律、保密纪律或者在查核工作中敷衍塞责、徇私舞弊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从比较和发展的视角来观察，中国开展官员个人事项申报整体还处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阶段，调整财产申报的规范性文件效力刚性相对较弱，内控型的申报制度设计尚不能达到有效遏制与揭示腐败的效果，且未形成纪律责任与法律责任有机衔接的追责体系，也未建立对公职人员权利的保护与救济机制。[4]这些组织涵盖了国家特大型企业、基金会、联邦公共事业机构、国家单一制企业。
例如，俄联邦刑法典第137条规定了违反私人生活不可侵犯原则的刑事责任，俄联邦行政法典13.11规定了违法搜集、存储、使用或传播公民信息的行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党内法规执行力的差评比例高达55.9%，党内法规存在乱、缺、碎、软、旧的问题。[2]在面向反腐败专家和参与过反腐败活动的活跃公民的调查中，这一结果更差，他们对俄罗斯反腐败措施成效给予5分评价的仅占2%，给4分的占8%，3分以下的占90%。官员无隐私和基于隐私保护而不公开财产的观点，都是对财产申报制度价值理性的偏执性解读。
另外，《规定》与《办法》对于个人事项报告查核中发现的不能证明基于合法收入而取得的财产如何处理没有明确规定。俄罗斯立法确立了依申请启动财产申报信息核查的机制。
这些最新的立法发展主要体现于： 1.进一步扩充财产申报内容。我国财产申报信息包括部分的财产和收入信息，不包括支出信息，就财产信息范围而言没有俄罗斯范围广。
人事部门可以自行对申报信息进行核对，还可以向专门国家机关申请相关信息。所有提交的说明和补充资料都应归入到核查资料中。
四、结语 中俄两国同为当今世界的转型大国，在塑造社会治理新秩序的过程中，拥有对治理制度进行遴选的后发优势，具有更灵活、更宽广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治理腐败领域也是如此。申报的信息不予公开[5]，只能由组织人事部门等特定机关知悉，不能够被社会公众所获取。[3] 2.进一步扩展财产申报主体范围。建立了将基于非合法收入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制度，这是俄罗斯在规定不法敛财责任道路上迈出的实质性步伐。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社会公众监督就成为信息完全不对称情况下的盲评。从比较和发展的视角来观察，我国开展官员个人事项申报整体还处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阶段。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提起公诉，要求将公职人员不能证明依据合法收入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即使体制内监督搞得再实、再紧，社会公众也存在质疑、误解的可能。
但我国不仅要求申报家产，还要求申报个人与履职相关的其他信息，例如婚姻变化情况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以及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从业、经商办企业等家事。{6} 5.进一步完善责任追究体系。
